国家文化发展评价主要有过程和结果两个视角。过程视角主要关注文化生产和供给，这与各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特征相关，不太容易进行国际比较；而结果视角关注文化发展水平，更容易建立具有较强国际普适性的评价体系。本文从结果视角出发，整合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的文化发展，构建了国家文化发展评价概念框架，既考虑全球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力图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个体层面。人不是纯粹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始终围绕人展开。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形成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具体文化形态。从个体层面而言，文化的根本功能在于“以文化人”，即对人的价值塑造和培育教化——提升科学素质，使个体摆脱愚昧和无知，具备运用科学思想、知识和方法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人文素养，使个体具有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具备发现美、传播美、享受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文明素质，使个体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意志力和文明的行为习惯；促进身心健康，使个体具有健康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和物质基础。

社会层面。社会是人与环境形成的关系的总和，文化是特定环境的“人化”， 文化锤炼人自身、实现“化人”。从社会层面而言，道德、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等是一个社会多层次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作为社会基本制度，文化所体现的信念和价值观代表着社会根本立场，并通过调适和社会化过程植根于个体价值，规范和约束着个体的行为，决定着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最终在宏观上展现出社会整体的文明风尚和公序良俗，即社会文明程度。

国家层面。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社会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个体与社会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主流文化蕴含了该国的主流价值，影响着国家的制度选择、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个体的行为动机，进而影响着国家的运行方向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 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辐射力，以及其文化资源和传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

国家文化发展评价的概念框架

本文遵循指标含义清晰、数据可获得性好、国际可比性好、突出国际视野等原则遴选具体指标，按照国民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国家文化软实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国家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

考虑到与中国的可比性，本文选取人口规模4000万以上的中等收入水平以上国家进行测算和比较，剔除个别数据缺失的国家，最终选择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法国等12个国家进行评价。

国家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注：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指标体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评价和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

结果显示，各国在国民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呈现多样化特征。中国文化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均处于中上水平；国家文化软实力位居前列。

主要国家文化发展水平对比

我国国民素质在参评国家中总体处于中上水平。身心健康素质上我国表现突出，仅次于日本，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在抚慰心灵、调适心理、塑造健康心态方面的积极作用。科学文化素质是我国文化发展的短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总体偏低，与美国、英国等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义务教育法实施较晚，中老年人口和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我国家庭教育文化消费支出占比仅落后于英国和韩国，反映我国国民文化参与度相对较高。

我国社会文明程度总体处于中上水平，低于法国、日本、英国，好于其他国家。其中，我国社会秩序表现突出，表现为较低的监狱服刑人口比重和杀人犯罪人口比重。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较高的法治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公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和“和为贵”“抵制暴力”的社会风气，共同营造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志愿服务水平衡量的文明风尚是我国较为突出的短板。虽然我国2020年注册和非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2.31亿，占全国1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9.9%，已接近美国29.2%和日本26%的水平，相比于法国45.4%和英国41.7%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主要国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指标对比

我国文化软实力总体处于较为突出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优势是文明贡献度，得益于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为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在当代仍展现出独特魅力。在文化传播力方面，我国表现优于大多数国家，但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人文思想引领力主要用各国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和高被引论文数来衡量。我国在参评12国中处在第3位，落后于美国、英国，但领先于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体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作出的突出贡献。我国文化吸引力与英、法同处于第二梯队，落后于美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我国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也略落后于法国和英国。

主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指标对比

一是推动国民素质持续提升。教育赋能国民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也是保障文化权利的最基本手段。建议加大教育资源投入，提高覆盖水平，实现公共教育体系“向前延伸”到学前教育，“向后延伸”到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着力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

要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尤其要注重发挥文化抚慰心灵、化解戾气的重要作用，实现对心理精神类疾病的有效防治，促进国民身心健康，不断提升健康预期寿命。

志愿服务是公民整体理想信念、爱心善意和责任担当的集中体现，是文明社会的一种常态。要健全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提高志愿者人口比重，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是构建高质量的文化生产、创作和供给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呈现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文化市场高度发达、文化产品供给充盈、文化活动多样且融入群众生活的特点。要着力增强文化产品供给与居民文化需求的匹配度，激发家庭教育文化消费，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要建立更广覆盖、更高质量、更加均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维护好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其次，要激活文化市场主体的活力，面向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培育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公民的文化素质。第三，针对不同国家民众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偏好，加强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和营销，使承载着我国文化元素的产品更好地吻合国际化的需求，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度。

三是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遗产总体位居世界前列，保护好这些珍贵资源，本身就是为人类文明作贡献。要持续挖掘和整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积极推进申遗工作，不断为人类历史文明贡献新增量。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赋予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在活化利用中实现传承和保护。

四是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且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诸多文化精髓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普遍意义。近代史上的欧洲也曾经是全球人文思想中心，涌现出了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近百年来，美国迅速崛起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全球人文思想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国家繁荣是思想繁荣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就和丰富实践，提出了众多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全球社会科学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贡献提供了肥沃土壤、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互鉴日益活跃，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国在国际人文社科领域日益增长的高水平论文发表量。未来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力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案，在推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成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高度。

五是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持续得到提升，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未来要支持和鼓励熟悉国际话语体系、精通中国发展经验的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努力为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要加大对中国实践的总结、梳理和提炼，学习借鉴有益的价值观念、原则、话语体系、沟通机制，用好国际叙事体系和叙事平台，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同时，要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强与我国交流与合作的诉求，促进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推广，为全球发展和公共治理贡献中国智慧。